忧患型领导的概念特征、文化意蕴及行为实践

  忧患型领导作为一种变革情境下的领导行为，深层次地融合了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与现代领导力理论。在领导过程中，忧患型领导者超越传统的任务导向和关系导向，特别强调变革导向的行为，尤其注重将危机思维、前瞻思维和底线思维融入日常领导工作。在实践路径上，忧患型领导者注重主动预见和积极预防，巧妙结合防微杜渐与防患未然两种策略，一方面重视组织运行中的关键细微问题，及时消除潜在隐患；另一方面，战略性地预判和准备将来有几率发生的极端情况，实现对潜在风险的主动预见和积极预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创新项目“中华民族工业文明的形成演进及驱动力研究”（项目编号2023YZD054）的阶段性成果。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无论是各级领导干部还是广大企业经营管理者群体，忧患意识大多数来源于于对未来潜在威胁的警觉，反映了不相同的领域的领导者在防范化解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一定要具有的能力素质，本质上更是一种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敢于挑战现状的魄力以及勇于改革攻坚的责任担当。

  作为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基因，忧患意识自古以来便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从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至理名言无不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忧患意识无论是在个人成长中，还是在国家兴衰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于安思危，于治忧乱”成为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治国理政乃至人生发展的重要经验。领导者应具备忧患意识，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周围环境以及未来趋势保持敏锐的洞察力，但更需要通过实际领导行为牢牢树立和践行忧患意识，即便是在风平浪静时也能及时地预见潜在危机，并采取积极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在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下，忧患型领导风格不仅体现在党政领导干部身上，而且在不少企业家身上都能找到佐证，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就是忧患型领导的一个典型代表，一直以来他不断地强调“唯有惶者才能生存”。

  忧患型领导在中国情境下具有深刻的文化底蕴，作为基于中国本土情境提出的忧患型领导力，相关研究成果近年来陆续发表于国内外顶级期刊，逐渐得到国际领导力理论界认可。研究表明，忧患型领导不仅有助于提升团队整体主动性、任务精通性以及多层次角色绩效，而且能够有效激发下属的变革责任感，正向地激发下属的主动担责、建言献策以及问题防范等变革导向行为。

  忧患型领导是领导者通过引导下属关注、搜寻以及应对未来潜在威胁等活动，将忧患意识付诸领导实践的行为风格。本质上，忧患型领导是一种变革导向的领导行为风格。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领导行为风格理论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三个行为“元类别”：任务导向、关系导向和变革导向的行为。任务导向领导行为主要指领导者所发起的与工作任务完成有关的行为，如明确规划员工的任务责任及可使用的资源，细节上规划员工如何完成工作任务，有秩序地组织协调工作，根据计划检查员工工作进度以实现组织任务等；关系导向领导行为是指领导者所开展的有利于维持或者改进与下属之间关系质量的行为，如尊重关心员工，注重与员工之间良好关系的培养，信任员工并充分授权，建立员工对组织的认同和强化团队合作等；变革导向领导行为主要是指领导者带领下属适应环境变化，开展创新活动的行为，如描绘变革愿景、鼓励下属发起或参与变革行动等。

  任务导向和关系导向是20世纪中叶之后领导行为理论中两种得到广泛研究的领导行为风格，尽管变革导向领导行为在20世纪末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但整体理论发展还很不完善，长期以来学者们把变革型/愿景型领导等同于变革导向领导行为。然而，在变革型/愿景型领导经典文献中，存在一个潜在假设：领导者既要注重向追随者传递积极或鼓舞人心的愿景，又要不断激发追随者的创新思维和冒险行为，才能有效地唤起追随者对变革的渴望。忧患型领导这一概念的提出，打破了变革型/愿景型领导文献中长期形成的假设，即在下属变革行为的激发中，领导者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除采取变革型/愿景型领导所广泛采取的“打鸡血式”的领导行为外，也可以采取一些看似“泼凉水”的行为。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强调华为即将遭遇“冬天”，提出要尽早做好过冬准备，并且在此后二十多年中不断预见可能遭遇的风险挑战。忧患型领导不仅从概念层面为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融入领导者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有效的载体，而且扩展了变革导向领导行为的边界，为领导者激发员工的主动变革行为提供了更多可选之策。

  在变革情境下，忧患型领导与变革型/愿景型领导会触发下属内心不同的可能自我机制。可能自我是指有关个体如何思考其潜力和未来形象的自我概念以及有关未来定位的自我描述，来自于人们对未来自我的主观构建。希望自我和恐惧自我是人们可能拥有的一组意义相对的可能自我形式，前者是人们希望得到并努力追求的自我形象（如独立的自我、乐观的自我等），而后者是人们不想要的并试图避免的自我形象（如脆弱的自我、悲观的自我等）。实现希望自我和规避恐惧自我是人们行为的重要动因。

  研究表明，在对人们行为的预测方面，规避恐惧自我的内驱力产生的影响要远大于实现希望自我的外拉力。变革型/愿景型领导善于向下属描述鼓舞人心的愿景，当人们将美好愿景与未来自我形象或概念连接一起时往往会激发希望自我的力量。而忧患型领导则与之相反，通常会向下属展示可能遭遇的失败或困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会进一步映射到人们对未来自我形象的主观构建上，从而激发人们的恐惧自我以及对恐惧自我的回避。

  与其他领导风格相比，忧患型领导具有危机思维、前瞻思维以及底线思维这三个主要特征，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意蕴。

  忧患型领导的危机思维并非源于悲观心理，而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进行的预警和预防。因此，忧患型领导不同于担当“救火队长”的危机型领导风格，其危机思维主要体现在对潜在威胁的关注上，这不同于变革型、交易型等领导的问题导向。忧患型领导的危机思维体现了对潜在威胁的敏锐感知能力。这种思维能够帮助领导者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问题，避免这些问题在未来演变成为更大的危机。《周易》有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正是忧患型领导危机思维的真实写照。《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载有晋献公遗嘱：“吾闻之，国之将兴，听于民；国之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这意味着，国家兴衰取决于领导者能否时刻保持清醒，预见潜在危机。忧患型领导关注的不仅是眼前的问题，更是会在盛世之中看到可能潜藏的危机，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领导者明白美好与危机并存，唯有预见并控制“恶”与“不善”，方能使组织行稳致远。

  在当今快速变化的环境中，领导者的危机思维尤为重要。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任何一个细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企业的巨大损失。忧患型领导者正是通过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和预见性，来确保企业能够在各种不确定性中稳健前行。变革往往伴随着不确定性和风险，而忧患型领导者的危机思维使他们能够在变革之初就敏锐地捕捉到这些风险。他们如同战场上的侦察兵，时刻警惕着四周的动静，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威胁到组织稳定的因素。首先，忧患型领导者不仅会对外部环境进行密切监控，还会在内部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以便在第一时间发现并应对各种潜在威胁。其次，通过提前预见和应对风险，忧患型领导者能够确保组织在变革过程中始终保持稳健的步伐，不会因突发情况而陷入混乱。借鉴《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智慧：“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这要求领导者如同战场上的将军一样，既要立足现实，又要预见未来，对环境因素进行全面考量，早一步洞察可能给组织带来负面影响的因素，做到早预防、早处置。

  忧患型领导的前瞻思维深深植根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中，其核心内涵集中体现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的教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揭示了忧患型领导者的特质，他们具备长远的眼光和深邃的预见力，不满足于只解决眼前的矛盾冲突，更能在表面的平静下挖掘潜在危机。《上书谏猎》中的“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就强调领导者应善于从细微处发现问题、预见未来，并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将风险消解于无形。在当前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忧患型领导者的前瞻性思维成为其独特的优势。他们深刻理解“虑之不远，其忧即至”的道理，能够预见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前制定应对策略，这与变革型/愿景型领导的愿景激励有所区别，更侧重于对潜在风险的预见和预防。

  在变革情境中，忧患型领导者的前瞻性思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为组织指明方向，确保团队在变革中不迷失。二是通过提前布局和规划，助力组织抢占先机，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正如《意林·太公金匮》所言“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忧患型领导者借鉴古代先贤的智慧，如孔子对长远预见力的强调，以及韩非子“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的警句，从中深切体会到忽视细节和预见性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因此，他们往往能够洞察先机，准确预见未来发展趋势，并据此制定战略和计划。

  在实际战略设计与实施中，忧患型领导者表现为对发展趋势的精确把握，对技术变革的敏锐捕捉，以及对社会环境动态的深入研究。他们不仅关注短期竞争态势，而且注重科技革新和市场需求的长期演变，审时度势，预判人心所向，推动组织提前转型升级，以适应未来变化，确保在战略布局上抢占先机。

  底线思维是一种稳健而富有智慧的思维方式，能够让人们在面对问题和挑战时，始终从最坏的情况出发进行准备，同时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是忧患型领导者的必备素质，他们不仅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慎独”“中庸”之道，更能在实际领导工作中灵活运用这些哲学思想，驾驭风险，应对挑战。在忧患型领导者推动组织变革中，底线思维也始终贯穿其中，他们能够深刻理解《论语》中孔子的教诲，“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不仅是对个人行为的规范，更是对领导决策的指导。同时，《道德经》中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也为领导者决策提供了一种哲学参照，帮助他们清晰地分辨出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动摇。这种坚定的底线思维，使领导者在面对各种诱惑和压力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确保组织的稳健发展。

  忧患型领导者的底线思维就像是为各项工作设置了一道坚实的“安全阀”。在决策之前，他们会预先设想最坏的结果，并据此设定清晰的底线和明确的行为边界。这样一来，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组织也能够有效应对，避免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同时，这种底线思维也为追求最好的结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只有在确保了最基本的安全和稳定之后，组织才能够更加放心大胆地追求更高的发展目标。在推动组织变革时，忧患型领导者清楚地知道，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都必须坚守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底线。因此，在推动变革过程中，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底线的敬畏和坚守。

  此外，在风险管理和危机应对方面，忧患型领导者的底线思维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会针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制定应急预案，以便在遭遇突发状况时能够迅速响应并有效应对。这种前瞻性的风险防范措施，不仅能够在关键时刻最大程度地减轻损失，还能够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忧患型领导者并非悲观主义者。相反，他们会向前看，并且有意识地促进下属关注潜在风险，避免陷入自满状态，提高组织的灵活性，帮助组织获得生存机会。忧患型领导在顺境中践行“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一方面保证平稳发展，另一方面预防潜在危机；而在逆境中则凭借“破釜沉舟”的极限思维，积极应对生死攸关的挑战，勇毅果决地推动变革，以求在关键时刻逆转颓势，实现凤凰涅槃般的重生与发展。这两种思维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忧患型领导者在不同变革情境中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指导原则。

  自古以来，“居安思危”这一智慧理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广泛渗透于治国理政、人文修养等诸多领域。该理念最早源于《左传·襄公十一年》所记载的“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个人修身齐家，更是指导社会、国家甚至国际关系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思想工具。在中国古代文献的浩瀚宝库中，居安思危的观念屡次被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所提及并深化，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脊梁。《乐府诗集》以及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的论述，均揭示了领导者在社会稳定繁荣时期保持警觉、预见风险的重要性，倡导在安居乐业之时，必须预见到可能潜伏的危机，提前做好应对准备。魏征在谏书中明确提出居安思危的观点，告诫统治者即使在国家安宁、民生富庶之时，也不可丧失警惕，务必保持节俭、勤政与深思熟虑的品格。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渊源，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示。此外，在历史长河中，居安思危的理念还被不断地传承和发展。宋、明、清等朝代，都有贤臣良将在国家安定之际提出“居高念下，处安思危”的忠告。

  在现代领导力理论框架中，忧患型领导者的角色类似于高速列车的驾驶员，不仅要把握当下速度与方向，而且要预见前方可能存在的坎坷与挑战。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快速变迁的时代背景中，居安思危的智慧显得尤为关键。在经济增长强劲、社会秩序良好的顺境中，忧患型领导者不会满足于现状，而是借助底线思维，前瞻性地预见可能出现的结构性风险、市场波动和社会变迁等挑战。他们的独特之处在于始终能够保持清醒理智，未雨绸缪，通过深度分析历史经验和实时社会经济现象，有针对性地加强风险防范机制，力求在稳健发展的同时，构建起牢固的风险屏障，为应对突如其来的问题和危机做好充分准备。在经济繁荣阶段，加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和预见，以应对潜在的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等问题；在社会稳定阶段，则会重点关注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防范社会矛盾升级，同时加大生态保护力度，避免因过度开发导致环境灾难。

  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忧患型领导者并不会被短暂的成功冲昏头脑，反而会更加深入地分析和评估当前的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是否存在潜在的市场风险、竞争压力或技术迭代带来的挑战。他们会对企业的盈利结构、客户满意度、产品质量、人才储备等多个维度进行全面“体检”，提前布局，避免企业陷入“温水煮青蛙”的困境：在企业发展处于高峰时，提前投入研发，布局新产品线，探索新业务领域，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市场变化；在企业发展顺利时，重视企业文化与组织能力的建设，优化管理体系与内部生态系统，打造一支高效、灵活、适应性强的团队，以便在面临逆境时有足够的实力和信心应对挑战。

  在复杂多变的变革情境中，特别是在濒临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忧患型领导所展现出的更多的是破釜沉舟精神，这不同于顺境中的居安思危。这一理念源自古人的军事战术，如秦朝末年，项羽在关键时刻砸破炊具、弃船登陆，表现出背水一战、全力以赴的决心，从而激发军队潜能，最终逆转乾坤。而在现代社会，忧患型领导者将这一精神内化为一种向死而生的极限思维模式。面对变革困境时，他们敢于突破既有格局，勇于采取大胆而果断的行动，以换取组织的长久发展与生存空间。在企业经营管理领域，忧患型领导者同样会运用这一理念，他们直面企业可能遭遇的灭顶之灾，从对死亡的清醒认知出发，挖掘潜在威胁，积极寻求逆境中的生存之道。

  以华为为例，其创始人任正非多次公开表示华为随时可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早在十几年前就支持华为管理顾问撰写《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一书。他并非夸大其词，而是借此警醒全员，通过理性分析可能使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寻找摆脱困厄、谋求发展的战略路径。任正非提出在企业管理中要广泛运用“熵减”理论，正是源自对“熵增”导致企业衰退直至死亡这一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面对“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的追问，任正非并未选择回避，反而将“活下去”从组织的最低纲领上升为最高纲领，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忧患型领导者的破釜沉舟精神。

  忧患型领导者在逆境中的破釜沉舟并非单纯的决绝之举，也亦非鲁莽的冒险主义，而是在深刻理解和接纳死亡本质的基础上，运用极限思维，发掘组织内部生命的潜力，为组织在变革逆境中寻找到转危为机、蓄势待发的可能性。他们以历史的智慧和现代的视角，将破釜沉舟与向死而生的理念有机结合，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勇敢与坚韧，而是将向死而生的哲学观念落实到具体的组织变革实践中，形成一种融合了深刻哲学反思与实战经验的高级管理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在变革洪流中的生存与繁荣。此种精神与策略，不仅彰显了忧患型领导者的卓越胆识与智慧，更体现在他们深邃的战略眼光、精准的危机预警、坚定的改革决心以及对生死存亡的深刻理解和智慧应对上。通过预见并应对潜在威胁，忧患型领导者巧妙地运用极限思维引导组织走出困境，实现凤凰涅槃般的再生。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忧患型领导在激发组织变革中的实践路径以及行为策略尤为重要。领导者表现出忧患型领导风格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未来充满悲观，而是由于他们在变革中把生存法则摆在了第一位，不一味地追逐激进式发展。他们往往会采取与魅力/变革型领导不同的行为策略，通过营造变革紧迫感，带领下属主动地发起或参与变革。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忧患型领导在激发变革的过程中，首要行为策略便是从被动遇见转向主动预见。这一转变不仅是领导理念的根本性变革，更是对组织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刻洞察和前瞻性规划。

  “主动预见”是指领导者在发展进程中，通过敏锐洞察、系统分析和科学研判，提前识别并描绘出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情景，使整个组织能够在风险实际发生前已经有所准备。这种预见能力源自对全球格局和国内形势的深刻理解，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以及对风险关联性和连锁效应的深入研究。

  在“主动预见”中，领导者不应一味地做“救火队长”，等待危机发生后再进行应对，而是应在风险还未实质显现之际便进行深入探寻和精确预判，提前制定应对策略。这不仅体现了领导者对风险的洞察能力与预测能力，而且是在预见基础上对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探索和把握。这就要求领导者能够兼具危机思维与前瞻思维，具备深厚的学识与广阔的视野，从全局出发，通过参与国际化交流、学习先进理念和技术，对未来发展做出基于严谨分析的预见性假设，同时始终将生存法则置于首位，不盲目追求激进式发展。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为例，早在公司发展势头良好的阶段，他就撰写了《华为的冬天》，体现出身处巅峰之时预见潜在危机，主动为可能出现的经济周期下行、市场竞争加剧等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在推动变革的实践中，忧患型领导会通过强化全球视野，建立风险预见预警机制，培育预见文化，制定针对性应对策略等举措从被动遇见转变为主动预见。忧患型领导者会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治理网络，通过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洞察国际风云变幻，把握全球经济走势，并且以此为基础预见可能对本国或本组织产生深远影响的风险。同时，忧患型领导者还非常注重强化下属的全球视野。他们鼓励下属积极跟踪全球科技创新、市场变化和政策走向，拓宽认知边界，提升对潜在风险的预见能力。如任正非鼓励华为内部的技术人员积极参加各类国际论坛和研讨会，与全球顶尖专家互动交流，以此获取最新技术和市场动态，提前对可能的技术封锁、市场变动等风险进行预警。在风险预见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上，忧患型领导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对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多领域风险进行系统性监测和评估，形成面向未来的风险预测模型。

  在实现从被动遇见到主动预见的转变后，“积极预防”成为关键的行为策略。预防不仅是为了避免潜在风险的发生，更是为了提升组织的整体韧性和适应能力。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中提到：“如何避免冬天被冻死？一是要有预见，二是要有预防……没有预见，没有预防，就会冻死。那时，谁有棉衣，谁就活下来了。”然而，预见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将预见转化为积极预防的实际行动。

  忧患型领导者在领导变革的过程中不仅致力于主动预见未来可能的风险，更强调积极预防，将潜在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预见的风险不致演化为实际灾难，这是他们有效引导变革、确保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这一原则植根于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智慧，如《诗经》中“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的警示，意指在风雨未至之前便加固巢穴，以防患于未然。忧患型领导者在面对变革过程中的风险时，以底线思维为指导，融合预见与预防的双重策略，既能够运用“主动预见”的战略思维洞察未来，又能够通过积极预防的实际行动构建科学完备的风险防控体系。

  此外，忧患型领导还会通过情景构建、模拟演练等方式，构建涵盖对可能带来严重影响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进行深度剖析的机制，将“主动预见”的思维落地为具体的实践策略。他们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构建重大风险情景，针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做假设，力求在风险尚未实际发生前，就对各种可能的结果形成充分的认识。同时，通过模拟实战演练，检验和提升组织的应对能力和协同作战效率，在此基础上细化和完善应对策略，确保在真正风险来临时能够迅速、有序、有效地应对。如任正非在华为的做法，通过组建“蓝军”模拟对手，进行压力测试，对潜在危机进行预演，使华为能够在面对外部环境剧变时，拥有快速调整战略、有效应对危机的能力。

  无论是在社会治理框架还是在组织管理体系中，忧患型领导在应对风险挑战时展现出卓越的预见性和预防性，其实践路径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便是巧妙结合“防微杜渐”与“防患未然”两种理念，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了忧患型领导有效推动变革的双重通道。

  《韩非子·喻老》有言，“千丈之堤，溃于蚁穴，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意思是微小问题如果被忽视的话终将酿成大祸。“防微杜渐”源于这一哲学智慧，寓意在细微之处察觉问题，及时将风险遏制在初始阶段，以免其扩大蔓延。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中蕴藏着大量机会的同时，还潜伏着诸多微小问题。虽然大多数不会造成太大影响，或者可能通过程序化的方式加以识别或者解决，但也存在不少很难被人们识别出来，甚至有时候还披着机会“外衣”的问题。忧患型领导的“防微杜渐”就是需要从“小”做起，才能够关注到社会治理或组织管理中的“蚁穴”，在其通过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演化为“祸患”之前得到清除或者控制。以华为为例，任正非倡导的自我批判与持续改进文化，鼓励全体员工深入查找问题，从细微之处着手。通过“小改进，大奖励”的激励机制，华为得以在微观层面持续优化管理，确保企业在看似平稳的运行中不断巩固基础，提升抗风险能力。

  与此同时，忧患型领导在风险防控中更注重防患未然，这是一种更具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风险应对策略，要求领导者不仅要处理眼前可见的风险，更要能够洞察无形的、尚未显性化的危机，并提前布局，制定应对极端情况的预案。忧患型领导者的防患未然体现在对潜在危机的深度预见、对战略风险的主动应对，以及对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掌控等多个方面。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推动实施的“红蓝对决”和“备胎计划”为例。“红蓝对决”是一种模拟真实市场之间的竞争的内部演练机制。在华为，红队代表现有的战略规划和执行团队，蓝队则扮演竞争对手或质疑者的角色，负责挑战红队的战略设想和决策，从反面视角对当前战略进行压力测试和极限生存挑战分析。这种内部的对立与协作，使得华为能够在顺境中保持清醒，提前洞察潜在的风险和挑战，不断优化和调整战略方向。如蓝队在2008年前瞻性地看到了通信行业“端—管—云”三位一体的发展的新趋势，成功阻止了华为出售终端业务的行为，为后来华为手机品牌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忧患型领导在华为的体现还在于实施“备胎计划”。任正非在多年前就预见到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于是毅然决定投资数十亿美元，集结大量人力物力，独立自主研发芯片和其他关键技术，以备不时之需。这种战略上的长期投资和布局，是忧患型领导对未来风险进行深度预见和主动应对的鲜明例证。2019年，在面临美国突如其来的制裁压力时，华为的“备胎”海思芯片等一系列自主技术迅速转正，不仅体现了任正非未雨绸缪的正确性，也保障了华为在逆境中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稳定增长，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概言之，忧患型领导者强调变革导向的行为，尤其注重将危机思维、前瞻思维和底线思维融入日常领导工作。忧患型领导者注重将主动预见和积极预防贯通，巧妙结合防微杜渐与防患未然两种策略：一方面重视组织运行中的关键细微问题，及时消除潜在隐患；另一方面，战略性地预判和准备将来有几率发生的极端情况，实现对潜在风险的主动预见和积极预防。

  高中华.忧患型领导的概念特征、文化意蕴及行为实践[J].中国领导科学,2024,(05):53-61.